（一）数据权利 在欧洲，数字人权中的数据权利首先构成了宪法性基本权利。

其基本逻辑是，通过设定紧急权，明确一般性的权利义务，回应突发性危机和混乱。受我国政治体制及法律体系结构的二重性影响，政治与法律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欲拒还迎的关系，(36)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就是此关系的典型代表。

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12月3日发布《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对因资金短缺但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有发展前景的负债企业，慎用财产保全措施后，几乎所有地方法院都以该司法政策作为背书，暂停了相关企业的破产清算和财产保全程序。同常态时期一样，面对非常态时期的社会矛盾，一直以来我们也都是诉诸自由主义法学理念进行回应。从其内容来看，该应急性司法政策就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文件如出一辙且亦步亦趋。结合司法政策的适用方式可知，司法部门单独或联合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通常都是以非正式法源方式进入裁判，它们只能作为裁判理由增强裁判文书的讲法说理效果，其本身并不具有溯及力，不能与司法解释相抵触，更不能代替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这既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现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司法资源和司法能力的有限性。

然而在我国，由于司法政策并非法律规范，无法直接作为裁判大前提，此时如何发挥司法政策的裁判效用，必将是理论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39)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291页。(42)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权利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但哪些权利应受法律保障以及如何进行保障，则受制于权利的价值意义以及将权利的道德面向转化为法律面向的机制。

⑤瞿郑龙则突出法理在法理学研究中的知识论内涵，即将法理作为聚焦法理学研究之中心主题的知识对象。从外部视角观察(也是二阶观察视角)，法理是这一出路的路标。只有在法理学独立的情况下，法理才具有独特的概念意义，否则法理就属于政理或者伦理的一部分，我们也无法将法理和物理、药理或乐理等理论体系相区分。法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共识凝聚框架，对各种不同法哲学立场进行缓冲。

(一)法理具有二阶方法论反思意义 法理对法律实践的统摄性体现在，法理不仅能够对具体的实践问题形成理论指导，而且也借着对自身之理论属性的反思，不断强化法理的指导意义，克服法理的空泛性和冗余性挑战。它涵盖甚广又可普遍适用，既考虑到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的需要，同时又顾及整个团体。

当下一个迫切的问题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从部门法与法理学的互动中提炼出能纳入法理体系之整体结构的法理要点。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因为法理学的知识属性还是需要借助于哲学理论，因此方法论问题可能并不会如此困扰法理学。一方面，它们是通过总结意外风险负担中的利害关系而从实践中提炼而来。(28)同前注(25)，德沃金书，第58页。

实际上，在泛法理时代，法理已经发挥多种形式的规范作用。这意味着两点：第一，法理经由理论反思而从实践中提炼，最终被用来评价和指导法律实践。(37) (二)法理是凝聚性的实践知识和原理 法理的统摄性还体现在，法理强有力地指导实践，但是以一种凝聚性的方式。其次，泛法理时代的法律理论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独立空间和地位，但仍然需要借助于特定的伦理学或哲学主张和立场，这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法律理论内部的独立性和结构性。

理解法律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其他社会因素，但泛法理时代过于倚重了其他社会因素。三、法理如何统摄法律实践？——命题群的建构 在综合各种法哲学理论之后，可以将法理的丰富内涵建构为一个命题群，其目的是通过理论分析，让法理成为具有统摄性和不可替代的能够支撑起法哲学之知识结构的思想和原则体系。

泛法理时代的真正开启者是边沁和奥斯丁，二者致力于将法学去神秘化，也就是把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探讨法律的本质。以平等原则为例，按照德沃金的主张，平等这一价值体现了对个体的平等关怀和尊重。

郭栋：《法理的概念：反思、证成及其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3期。2.法理的理论构造 虽然法理的内容会随着法律实践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但法理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平等的法理不是平等的价值内涵，而是平等在法律实践语境中所彰显出的那种独特的规范力量。理由对于理解法律的概念属性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法律的权威性、法律推理的意义等。西方法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可总结如下：(1)前法理时代：自古希腊至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在关于政治、道德与法律的论述中，对法律的本质和价值做出了大量的探讨。借鉴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区分，法哲学家也提出了关于法理的理论属性的二阶研究和法理之具体规范内涵的一阶研究。

从这个时代开始，法理学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与法律实践深深相契，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法理学实现了更为实质性的跃升。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现状和困境，并探索通过法理概念重建法哲学之理论框架的可能性。

但除非对过渡时期的思想家进行更多诠释，否则不宜将他们视为拥有独立的法理学立场，而只能作为进入法理时代的过渡。康德说：根据严格的狭义的权利(或法理)来看，这种要求将会被拒绝，其托词是缔约双方(或各方)在履行契约过程中，对偶然发生的损失要承担他们各自的风险。

邱本教授以如何提炼法理为题探讨了提炼法理的方法和路径，包括概括、思想(理论)、思辨批判、分析、体系化和金句表达等。法理自身的方法论反思包括两点：第一，对法理自身的理论进行定性。

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纳入政体讨论的一部分，法律是城邦生活的必然产物。即使法理能够发挥统摄性意义，但仍然需要回应各种实践争议。无论是对法律本质的概念探讨，还是关于法律之效力基础和道德评判、法律背后的价值世界以及法律如何指引实践等问题的探索，都位于关于法律之理论反思和探讨的某个理论梯度上。法哲学讨论中充满了分歧，现实实践中也有大量的两难选择，给立法和司法造成困境。

给出理由与法治之间是否在这一意义上存在着必然联系，即如果一个法律体系的决定没有公开、清楚、有力的理由支持，那么这一法律体系就会被认为不符合法治。立法、司法过程中充满了大量价值争议，从理论上对法律的价值难题进行回应就成为必须，也是法理提炼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古罗马的《学说汇纂》，都提出了诸多关于法律的深邃洞见，在今天读来都令人深受启发，但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些重要的思想视为独立且完整的法理学主张。从近几年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动向来看，法理概念的提炼和充实进入了一个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可以从理论、理性、理由和理想四个角度构建出法理的命题群。

内容提要：对法理的研究是当代法理学实现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西方法哲学同样也可以基于法理概念进行思想史梳理和理论重构。特别是在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效益驱动的发展模式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但会对个人信息安全和利益造成潜在威胁。

(29)Supra note⑦. (30)See Stefano Bertea,A Foundation for the Conception of Law as Practical Reason,Law and Philosophy,2015,Volume 34,Issue 1,p55-88. (31)See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69. (32)See Lawrence B.Solum,Public Legal Reason,Virginia Law Review,Vol.92,No.7,2006,p.1449-1501. (33)[美]柯恩：《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杨贝译，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55页。⑤参见钱继磊：《试论法理作为法理学的元范畴——一种法理学学科的维度》，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3期，第111-123页。⑥参见瞿郑龙：《如何理解法理？——法学理论角度的一个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第46-65页。(38)[美]克廷：《意外事故侵权法的社会契约观念》，载[美]波斯特马编：《哲学与侵权行为法》，陈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4) (二)法理概念之提炼 法哲学在进入法理时代之后，才获得了提炼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法理的契机。所以法理内嵌着一个理论梯度，在不同的梯度上存在着不同的问题群和命题群，不同梯度上的理论要点共同集合，构成了法理的完整理论形态，而在具体的某一梯度上，法理则具体化为特定的命题，并形成关于法律实践和运行的一系列主张。

(11)[意]阿奎那：《论法律》，杨天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页。法理不同于自然法所主张的事物或实践自身所内含的自然主义属性，而是对法律实践的各种原理和理念进行建构性加工所形成的共识。

(36)[美]罗纳德·德沃金：《刺猬的正义》，周望、徐宗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实践层次：法理是一套理论体系，但却是引导法律思考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机制，所以法理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实践性知识，这一点不同于纯粹的法哲学研究或者概念分析。